1948年春天，太行山脉的残雪还没化尽，延安的一封电报飞向大别山：中原军区即将恢复建制。电报里写得分明——司令员、政治委员邓小平，陈毅出任第一副司令，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。多年转战的将士们振奋不已，却也有个问题悄悄浮现：野战军层面并未设置副司令，难道真没人顶得上这个位置吗？
中原战场的格局与其他战略区截然不同。东北、西北、华东各自坐拥成建制的后方，而中原野战军却在豫皖鄂交界的山川间辗转。刘邓大军在战火中南下扎根，但此时真正能分担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压力的将领，绝不止陈毅与李先念。最显眼的一位，是手握第四纵队的陈赓。
抗战一结束，中央就曾组建首任中原军区，由李先念、王震、王树声率部驻扎大别山。那时的陈赓仍在太岳山脉挥师作战。中原突围后，这支早期军区名义上解体，刘邓部队取而代之。1947年8月，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，半年间南征北战，才让鄂豫皖根据地重焕生机。到1948年5月，新中原军区宣告成立，首长们要考虑的不只是打仗，还得统筹后勤、政权、民政。
陈毅来当第一副司令，意在加强与华东野战军的战略协同。李先念担纲第二副司令，则因他对江汉、鄂豫皖群众基础深厚，便于发动地方力量。如此一来，军区的“台面”已足够分量，可野战军内部依旧没有正式副司令，这才引出“谁最合适”的话题。
纵观当时中野可用之兵，1纵陶勇、2纵陈锡联、3纵王近山、6纵张竭诚样样精干，但若论威望、资历与独立指挥战役的纪录，陈赓是最耀眼的存在。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是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，长征路上斩关夺隘，资历高得闪眼。抗战时期，他辅佐彭德怀转战太行；上党战役后，他率第四纵队与太岳军区部队兜起一个“陈赓集团”，闻夏、临浮、晋西南，一口气敲掉数万敌军，解放军内部提到“陈赓用兵”个个竖起大拇指。
1947年冬，他带着四纵、九纵、三十八军南渡黄河，直捣豫西腹地，中央干脆将这支队伍列为“陈谢集团”，以集团军级别单线听令，可见其地位。等到中原军区正式挂牌，那几支部队名义上归入中野，但只要一到战场，刘伯承总会拍拍作战地图：“这一片交给你，陈赓可放手干。”调令虽未给他副司令衔，可行事待遇却完全是大战区副职。
有人问，为何不干脆让他挂上野战军副司令的牌子？答案并不复杂。中原战场兵力原本不算雄厚，七个主力纵队要在豫西、皖北、陕鄂桂等地轮番调动，作战指挥压得司令部难免分身乏术。若把陈赓拽回司令部，等同断了前线的锋芒。刘伯承清楚，陈赓最擅长的就是“领兵在动中求活”，让他坐办公室不如让他扛枪带兵更出成绩。
事实印证了这种用人之道。宛西作战打响时，陈赓一声令下，率2纵、4纵、华野10纵合击南阳一线，短短几天拔掉敌人据点二十余处，俘虏过万。紧跟着宛东战役，他与陈锡联分兵为东西两翼，七个纵队如钳形般合围，敌军顾此失彼，仅六昼夜便溃不成军。刘伯承在后方听完战报，说了一句：“有陈赓在，我敢放手。”
不久的淮海战役，更让陈赓“战略集团军”威名远播。11月中旬，他率4纵、9纵冲向黄维第十二兵团前锋，在双堆集一线故意示弱，引蛇出洞。待敌人长驱直入，中野与华野南北合围，短兵相接，黄维成了瓮中之鳖。那一仗结束，黄维十万大军尽墨，中原与华东两支野战军拧成一股绳，为全局定下胜势。
1949年2月，全军正规化改编，陈赓被任命为第四兵团司令员。渡江以后，他挥军西进，两千里奔袭拿下广州，再会师林彪所部合围云南。昆明城破前夕，蒋介石还寄望于龙云、卢汉据险而守，结果陈赓抢先一步跨越滇黔交界，逼得卢汉通电起义。林彪曾致电：“赓公，不可冒进。”陈赓回电只一句：“敌彷徨，我当乘势。”事实证明，这个“纵队司令”依旧是战略区副职的担当。
回头想想，中野未设副司令，并非岗位缺失，而是用兵之道的选择。让擅长战役指挥的将领保持锋线位置，让善长统筹的人镇守后方，刘邓用人不拘一格。陈赓担着纵队司令的名分，却享有远超编制的指挥权，这种弹性安排，正是我军在战时组织架构上的一大特色。那一年大别山的山风带着硝烟，也吹动了灵活用兵的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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