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克思在第一章开头先概述了鲍威尔在第一本书即《犹太人问题》中的基本观点。
马克思首先从两个方面入手，分析了鲍威尔提出问题的方式。
第一，犹太人从自私自利的立场出发，要求政治解放：
鲍威尔认为，德国的犹太人渴望政治解放。但德国人包括非犹太人都没有政治自由。因此如果德国犹太人真地要求政治解放，那就应该是要求全部德国人的政治解放，甚至全人类的解放，而不应该是仅仅要求犹太人的政治解放。压迫和耻辱普遍存在，不能只顾自己的解放。犹太人只顾自己，注定达不到目的。
第二，德国犹太人要求同其他德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：
展开剩余80%鲍威尔认为，如果每个民族都是自私的，那就无所谓平等，因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民族的特权。普遍自私必然带来普遍压迫、普遍奴役。
从宗教的立场看，犹太人要求同基督徒享有同等的权利，反对基督徒享有特权，这种要求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既然犹太人作为犹太人，并没有放弃犹太教的特权，那么他们就没有权利要求基督教徒放弃基督教的特权。正如德国作为基督教国家带有基督徒的偏见一样，德国的犹太人作为犹太人，也带有犹太教的偏见。要求其他人放弃偏见，却想保留自己的偏见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。
固然犹太人并没有在德国建立另外一个国家，但在他们心目中，他们是属于自己想象中的犹太国家的。按照基督教国家的逻辑，那你犹太人就在自己想象的国家中享受自由好了。无论作为宗教信徒、作为公民，还是作为人，犹太人的自私都决定了，他们无权要求同德国基督徒平等。
其次，鲍威尔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：
鲍威尔的问题是：既然现实的犹太人并不能在现实的基督教国家中得到解放，那么，问题就应该换一个提法：什么样的犹太人应当从什么样的基督教国家得到解放？
鲍威尔解决问题的思路是：在批判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上，第一，分析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对立，说明宗教的本质；第二，说明基督教国家的宗教本质。
鲍威尔分析问题的依据是：“我们必须先解放自己，才能解放别人。”
下面就是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思路的分析。
第一，关于宗教对立：
首先，鲍威尔主张用科学代替宗教。在他看来，犹太教和基督教体现的只是人发展的不同阶段。只有像蛇蜕皮那样依次把犹太教和基督教废除掉，人才成其为人。
其次，鲍威尔认为宗教束缚与政治解放之间存在矛盾，只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，犹太人和国家才能同时得到解放。犹太人的问题并不是只在德国存在，而是在一切以自私自利为本质的国家、在一切存在特殊宗教的地方都普遍存在。任何宗教都与某种特定的宗教特权联系在一起，因而都代表特定的自私自利，而不可能代表普遍性。
再次，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不仅意味着人从宗教解放出来，而且意味着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；相反，如果犹太人不从宗教中解放出来，就不可能过真正的国家生活。这是因为，犹太教代表的是自私自利，而国家代替的却是普遍利益。在普遍利益中要求自私自利，是自相矛盾的、不可能的，只能假装如此。
第二，关于基督教国家的宗教本质：
鲍威尔认为，国家应当给人提供自由，但是，在法国，由于还允许宗教的束缚，国家和人都是不可能自由的，顶多只能给予自由的外观或假相。只有在政治生活中废除宗教特权，从而废除宗教对国家生活的束缚，人才能获得自由。
根据这两点，马克思总结说：
鲍威尔的主张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普遍废除宗教，即犹太人放弃犹太教，其他人也放弃自己的宗教。二是通过取消宗教对国家的束缚完成政治解放的任务。为此鲍威尔把国家的存在作为前提，把政治的解放当成终极目标。他不是要取消国家，而是要解放国家。他所理解的政治解放的完成，即国家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。
经过分析，马克思认为，鲍威尔对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：
在马克思看来，鲍威尔本来应当提出的问题是“哪一类解放”，是政治解放还是人类解放？实际上，鲍威尔提出的问题却是“哪一类国家”，是基督教国家还是废除了宗教束缚的自由国家？鲍威尔误把宗教信仰自由当成了人的解放、人的自由。他默认了人总是生活在国家中的。
马克思明确提出：不能混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。需要批判的并不是宗教对国家的束缚，而是国家本身；需要批判的并不是政治解放不够彻底，而是政治解放本身。对于人的解放来说，通过政治解放所获得的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应当被消除的束缚。为了实现人类解放（或“人的解放”，这里强调的并不是“类”），正是政治解放本身和自由国家本身必须受到批判。只有不需要生活在国家中的时候，人才真正获得了解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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